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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到香港快遞】武漢: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赤都”
發佈時間:2021-03-12 11:29  作者:  來源:歷史學院  閲讀:

編者按: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2月20日,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在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是黨中央立足黨的百年曆史新起點、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為動員全黨全國滿懷信心投身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作出的重大決策。全黨同志要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以昂揚姿態奮力開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以優異成績迎接建黨一百週年。

為深入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本網特推出【深圳到香港快遞】專欄,重温紅色黨史、回眸歷史瞬間,特別是深入瞭解湖北省、武漢市厚重的革命歷史,教育引導廣大黨員發揚紅色傳統、傳承紅色基因,凝心聚力,乘勢而上,加快推進學校教育事業高水平發展,為建黨100週年獻禮!


作者:劉禮堂、陳韜

撫院街、都府堤、三教街、曇華林、珞珈山……百年滄桑鉅變,今日武漢的繁華之下,沉澱着半部新民主主義革命史。20世紀上半葉,武漢曾是建黨初期的紅色搖籃,國民大革命時期的“赤都”,也曾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指揮部。武漢是一座英雄的城市,革命時代風雲變幻,更能彰顯英雄城市的底色。

建黨初期的紅色搖籃

武昌撫院街(今民主路)97號,南臨黃鶴樓所在的蛇山,不遠處是著名的小吃街户部巷。來自全國各地的遊人流連市井煙火,飽覽錦繡江山,但他們或許並不知道,今天看似尋常的幸福與撫院街97號有關。1920年10月,這裏是董必武的寓所,也是馬列主義者的祕密活動處,中共武漢早期組織就在這裏成立。

中共武漢早期組織——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是繼上海之後、與北京同時的中共第二批地方早期組織。小組在我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李漢俊的支持下成立,成員中有參加過辛亥首義的“老革命”董必武,有在學生運動中嶄露頭角的陳潭秋和包惠僧,還有中國共產黨第一位工人黨員鄭凱卿,以及劉伯垂、張國恩、趙子健等一批有着崇高理想和獻身精神的革命志士。早在小組成立前,董必武就創辦了武漢中學,以此為陣地宣傳革命思想。武漢小組成立後,又凝聚了一批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深入社會,在武昌和漢口分別建立馬克思學説研究會;深入工廠,廣泛聯絡和發動工人羣眾;也深入學校,組建起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7月,董必武、陳潭秋代表武漢小組參加中共“一大”,包惠僧則受陳獨秀個人委派參會。13名中共一大代表中有李漢俊、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劉仁靜五位湖北人,其中前四位都與武漢小組有着深深的聯繫。

除了建立中共早期組織外,武漢地區的其他革命活動也受到全國矚目。1917年,惲代英、黃負生等人成立了湖北武漢互助社,之後吸引了林育南、劉仁靜等人加入;1920年惲代英、林育南等人又在武漢成立了利羣書社,與李大釗、陳獨秀保持緊密聯繫,並影響了董必武、陳潭秋等一批革命者;1922年春,我國第一個農村黨組織湖北團風八斗灣黨小組在浚新學校宣佈成立,該小組是由共產黨員林育南、林育英從武漢返鄉組織的;此外,《武漢中學週刊》《武漢星期評論》等刊物的創辦,也宣傳了馬列學説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尤其是1923年2月,當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二·七”大罷工)進入高潮之際,在武漢共產主義小組培養下成長起來的林祥謙、施洋等人領導了江岸地區的罷工鬥爭,最終壯烈犧牲。這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工人階級為爭人權、爭自由、反帝反封建而進行的革命鬥爭,第一次顯示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強大力量。

肇始自洋務運動的中國工業化進程,使武漢聚集了國內最早的近代工業和近代工人階級,走向了歷史舞台的中央。也正因如此,近代武漢成為了孕育中國共產黨的紅色搖籃之一,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國民大革命時期的“赤都”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轟轟烈烈的國民大革命就此拉開序幕。1926年10月,國民革命軍攻克武昌,此役,葉挺獨立團血戰攻堅,獲得“鐵軍”稱號。1927年元旦,國民政府劃武昌、漢口、漢陽三鎮為京兆區,正式遷都武漢。武漢由此成為大革命的中心,被人們稱為“赤都”,美國進步記者安娜·斯特朗激動地寫道:“1927年的漢口是‘紅色的漢口’。”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背景下,從1926年9月起,中共中央也陸續抽調大批幹部到武漢領導工人運動,配合北伐。同年冬天,中共領導人和中央機關雲集武漢;至1927年4月,中共中央完全遷至武漢。在武漢期間,共產黨人既投身於波瀾壯闊的革命實踐,也不忘發展革命理論。1927年1月,在共產黨領導下,配合國民政府的外交鬥爭,漢口40萬工農羣眾成功收復了英國租界,這是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一次偉大勝利。劉少奇深入工人運動一線,在尚德里2號寫出了《工人代表會》《工會經濟問題》和《工會基本組織》;毛澤東經過32天的湖南考察,在農民運動講習所完成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共產黨人邁出了結合國情發展革命理論的重要一步。

“四·一二”政變發生後,蔣介石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大革命受到嚴重挫折。隨後的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昌都府堤召開,擔負起統一思想、凝聚人心的重任。危急時刻,大會首次提出“政治紀律”這一概念,選舉產生了黨的歷史上第一個紀律檢查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也就是中央紀委的前身。“五大”是黨的紀律建設的起點,擁有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毛澤東舊居、中共“五大”會址的都府堤也在日後成為了“中國第一紅街”。

中共五大會址紀念館(圖片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官方網站)

“七·一五”政變發生後,武漢形勢陡然生變,中國革命走到了真正的十字路口。1927年8月7日,漢口三教街41號(今鄱陽街139號),共產黨人在敵人眼皮子底下召開了中央緊急會議,也就是八七會議。會上,毛澤東作出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重要論斷,會後,湘贛邊秋收起義、黃麻起義、廣州起義、百色起義等一系列武裝鬥爭依次展開。可以説,八七會議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轉折點,它召開之日,大革命失敗的腥風血雨尚未消散;而在會議結束之時,土地革命戰爭的號角便已吹響。

八七會議會址(圖片來源:澎湃新聞)

1927年9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召開兩次常委會,決定中央機關遷回上海,武漢完成了作為國民革命“赤都”的歷史使命。脱胎換骨的共產黨人從這裏走出來,踏上了新的征程。

抗日統一戰線的指揮部

1937年,日寇鐵蹄踐踏國土,大半個中國陷於戰火,12月南京淪陷,國民政府再度遷往武漢。為推進第二次國共合作,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中央派遣周恩來、董必武、秦邦憲、葉劍英、鄧穎超等領導人前往武漢,成立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和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南方各省工作,推動全民抗戰的實現。

武漢中共中央機關舊址紀念館(作者供圖)

周恩來等人在武漢期間,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積極宣傳抗日。為表合作誠意,周恩來出任國民黨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出任主管宣傳的政治部第三廳廳長,他們延攬了田漢、老舍、徐悲鴻、冼星海、胡愈之、洪深等一大批社會文化名人,為全民抗戰鼓與呼。在共產黨人的努力下,《新華日報》得以在武漢公開發行,先後刊載《保衞大武漢》《論目前抗戰形勢》等文章,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也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成立,使眾多愛國文藝家擁有了自己的組織,創作出了電影《八百壯士》等名作。

二是廣泛發動羣眾。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和政治部第三廳充分利用台兒莊大捷等契機,在武漢三鎮舉行羣眾活動,向他們宣傳抗日主張。“七·七”事變爆發一週年之際,共產黨人還發起了“七七獻金運動”,籌集抗戰資金。短短几天之內,五十餘萬武漢民眾參與獻金,參與者包括工人、農民、學生、工商業者以至難民、乞丐,獻金總額超過一百萬元,帶動了全國各地乃至海外的獻金熱潮,有力地支援了前線的抗戰,也極大地激發了民眾的愛國熱情和抗戰信念。

八路軍武漢辦事處舊址(圖片來源:搜狐新聞)

三是開展海外統戰工作。在武漢期間,周恩來等人會見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和安娜·斯特朗、英國記者貝特蘭,以及白求恩醫療隊、印度援華醫療隊等。他們向這些外國友人分析中國的抗戰形勢,宣傳中華民族的抗爭精神,擴大了國際影響,爭取了國際支持,為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營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

在武漢期間,除了在漢口長春街的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和武昌曇華林的政治部第三廳辦公外,周恩來、鄧穎超、郭沫若等人還在武漢大學“十八棟”別墅羣居住過一段時間,他們在這裏開展了大量的抗日政治活動,周恩來寓所也因此獲得了“國共合作抗日小客廳”的美譽。一時間,全國各地的抗日力量雲集武漢,使它成為全民抗戰的中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揮部,“漸漸地恢復到它在北伐時代的氣息了”(郭沫若語)。

位於武漢大學“十八棟”的周恩來故居(張然攝)

1938年10月25日,武漢淪陷當天,周恩來作為八路軍辦事處最後一批撤離的人員之一,在《新華日報》發表了《告別武漢父老》,鄭重宣告:“我們只是暫時離開武漢,我們是一定要回來的,武漢終究要回到中國人民的手中!”(劉禮堂系武漢大學歷史學院黨委書記、陳韜系武漢大學長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編輯:陳麗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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